案例内容
【案情简介】
陈某称2017年5月9日晚，其途经某村一赌场旁，正值瓯海区A派出所执行公务抓捕涉赌人员，陈某被便衣警察撞击殴打受伤。A派出所民警将陈某送往温州B医院治疗，后转入C医院，经诊断为右侧胫骨上段骨折累及关节面。2018年2月28日，陈某在D医院手术治疗,A派出所垫付医药费3万余元。2018年4月4日，陈某向温州市公安局瓯海区分局（以下称“被告 ”）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被告于2018年6月1日作出国家赔偿决定书，不予赔偿。 据悉，陈某离异，双胞胎儿子年仅3岁。因此次受伤出行依赖轮椅，没有劳动收入，生活十分困难。2018年6月13日，经陈某向瓯海区法律援助中心申请，瓯海区法律援助中心根据《法律援助条例》和《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当即受理并指派瓯海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章蓓蓓、林小丹共同办理该案。 法律援助承办律师接受指派后，当天制作谈话笔录，陈某自述：1、2017年5月9日晚，陈某系途经涉案赌场，非涉赌人员，被民警殴打受伤；2、陈某要求70万元赔偿；3、相关证据掌握在被告处。现有证据：身份证、被告基本信息、国家赔偿决定书、住（出）院病历，医疗费票据等。 结合证据材料，本案存在以下焦点：1、陈某是否参赌，如何受伤，是否系A派出所民警殴打所致;2、A派出所民警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执法行为是否违法；3、陈某受伤与派出所民警执法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没有证据；4、赔偿金额难以确定。陈某伤势未愈，一年后需再次手术。承办律师曾陪同陈某到司法鉴定部门咨询，被告知其钢板未拆除，暂时无法进行伤残等级鉴定，无法计算伤残赔偿金、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等各项赔偿。陈某大部分医疗费用A派出所已垫付，70万元赔偿请求没有依据。 法律援助承办律师与陈某多次沟通，告知其诉讼请求过高，没有法律依据，败诉风险极高。但是考虑到陈某家庭状态、要求赔偿的迫切需求，建议先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指定鉴定机构并协助调查取证，在诉讼过程中，抓住机会调解。2018年6月19日，承办律师代理陈某提起国家赔偿之诉：1、请求确认被告于2017年5月9日晚执法时对原告撞击殴打的行为违法。2、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伤残赔偿金、医疗费等503753.4元。同时提交司法鉴定申请书、协助调查取证申请书。 2018年7月11日，被告向法院提交了《副卷》材料和答辩状。法律援助承办律师发现《副卷》中记载的案件事实与陈某所述有明显出入：2018年5月10日询问笔录中，受援人陈某陈述：2017年5月9日21时许，我再次来到该出租房准备碰碰运气，当时人比较多，大概也就是21时30分许，突然听到警车喇叭响起来，大家都拼命的往外面跑，我也跟着人群往外面跑，不知怎么搞的，我就摔倒在地，我的脚也受伤了。19号是我自己。涉赌人员欧某陈述：照片里面2号是我，1、15、20、22号没赌，其余的不是在摸牌赌博，就是在“飞子”。涉赌人员吴某陈述：19号在旁边飞牌赌博。2018年6月4日询问笔录中，涉赌人员吴某再次陈述：2017年5月份那次赌博，他（陈某）有在现场，有参与赌博，当跑到后小门外面约2、3米左右的一扇铁拉门处时，因该门较小，而赌场里的人都一并往外挤跑，我看到陈某和几个人把铁拉门挤压、撞坏而倒在地上，包括陈某在内的几个人被后面想跑的人挤推摔倒在铁拉门外。我听到别人说陈某的腿被别人踩断了，陈某摔倒并被踩时，你们警察还没有接触到陈某身体。 综上，承办律师认为：本案基本事实：2017年5月9日，A派出所接到举报线索反映在某村出租房内有人聚众赌博。接到线索后，A派出所安排民警先行排查，并于当日晚上安排警力到现场布控，决定当晚开展抓捕行动。期间，另一派出所的警车突然经过鸣响警笛，赌场人员因此逃窜，导致现场一片混乱，陈某在此过程中受伤。《副卷》中陈某本人陈述、其他涉赌人员陈述，均指向陈某受伤非A派出所民警殴打所致。本案中，陈某主张其受伤系A派出所民警殴打所致，没有证据。但A派出所民警在当晚抓捕涉赌人员时，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导致现场混乱，对陈某的身体损害存在一定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承办律师再次分析本案，告知陈某本案请求确认被告当晚执法时，对原告身体损害存在过错同时要求被告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更有利于维护其合法权益。然而，陈某坚持其伤势是被民警殴打所致，不同意变更诉讼请求，承办律师只能尊重其意见。 2018年8月8日，瓯海法院开庭审理本案。庭审过程中，双方围绕“被告2017年5月9日晚执法是否存在违法行为，陈某是否有参赌，其受伤是执法人员殴打导致还是在逃跑过程中被他人挤压推搡导致，被告是否要承担赔偿责任”等争议焦点展开激烈辩论，并就双方提供的证据三性一一质证。就本案争议焦点，承办律师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1、结合本案事实，被告执法行为违法。据原告述：2017年5月9日晚，陈某途经某村一赌场旁，正值A派出所执行公务抓捕涉赌人员，被便衣警察撞击殴打受伤。《国家赔偿法》第3条第3款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结合原告所述，请求法院确认被告民警于2017年5月9日晚的执法行为违法。 2、被告于5月9日实施抓捕涉赌人员行动过程中，未合理布控，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导致抓捕现场混乱，致使原告陈某身体受到损害。被告2017年12月11日出具的《关于陈某信访事项核实情况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述：为了保障抓捕安全，A派出所向分局特警大队申请增援。这里的安全不仅是执法人员的安全，更应是人民群众的安全。然而，事实是2017年5月9日晚21时20分许，A派出所与特警大队人员共30余警力分两路，一路在前面待命，一路去往出租房后门。由于当晚天色较暗，后门一时未找到，当便衣民警还在找位置时，现场附近突然警笛鸣响，现场涉赌人员四处逃窜。由于涉赌人员数量多并大力向外挤，根本无法控制，致使大部分人员当场逃离。当时，陈某被民警拦住时，后面十几名涉赌人员往外挤，陈某当场躺在地上称自己的腿断了不能动。另外，公安《副卷》中证人宁某、证人梁某均称两人当时也因现场混乱受伤。以上情况，可以看出现场非常混乱，人员四处逃窜、相互挤压、推搡，陈某就是在这种混乱的现场身体受到损害。根据《人民警察法》第50条规定，人民警察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或者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 3、陈某有无参赌，并不影响本案定性，也不能免除执法人员依法执法、履行安全保障的义务。 法庭调查（质证）、辩论等环节结束后，法院再次组织调解认为，因被告执法行为违法及殴打事实证据不足，同时被告对原告受伤确实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与之相应的赔偿责任，但过错责任较小，建议双方调解。为此，承办律师再次与陈某沟通，告知调解对其更有利，承办律师也会尽量为其争取利益最大化。同时，被告也表示愿意调解，但被告执法人员没有殴打陈某，该事实必须明确。 最终，陈某变更诉讼请求，请求确认被告当晚执法行为对原告身体损害存在过错。双方根据变更后的请求，达成调解，扣除前期垫付的医疗费、生活费，被告再一次性赔偿原告29.9万元。
【案件点评】
本案系一起特殊的法律援助化解信访案。本案争议点在于陈某在A派出所民警执法过程中如何受伤。陈某坚称自己受伤系执法人员殴打致伤，但其没有任何证据。法律援助承办律师纵观陈某提供的证据材料，查阅公安《副卷》，均指向陈某受伤非执法人员殴打致伤。为维护其合法权益，承办律师查阅《人民警察法》、《国家赔偿法》等相关规定，从被告未合理布控，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导致抓捕现场混乱，致使原告陈某身体受到损害这一角度出发，力证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最终，经多方共同努力，达成调解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