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内容
【案情简介】
2017年7月3日，蔡某因右侧乳房有一肿块，前往温州A医院治疗，经诊断为（右）乳腺恶性肿瘤，慢性肝病，左肝小结节等症状。次日，蔡某在全身麻醉下行右乳单纯切除术和左侧腋窝前哨淋巴结活检术。术后，蔡某于2017年7月10日出院。 2017年7月26日，蔡某再次入院治疗。2017年7月28日，A医院在未对蔡某作早期抗病毒治疗的情况下进行第一次化疗，次日，蔡某出院。此后，蔡某分别于8月18日和9月11日进行了两次化疗，A医院均未对蔡某作抗病毒处理。化疗后，蔡某病情开始恶化。2017年9月19日，蔡某因出现畏寒发热的症状入院急救，经诊断出现白细胞减少症（伴感染）、肝功能异常等症状。此时，A医院才对蔡某进行升细胞、抗感染和保肝等治疗，但蔡某的病情并无好转。2017年9月29日，蔡某第四次入院治疗时，被诊断为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药物性肝炎、慢加急性肝衰竭、肝性脑病、腹水、（右）乳腺恶性肿瘤（术后）。经A医院进一步治疗后，蔡某的病情仍无任何好转，甚至出现神志朦胧、昏迷的症状。2017年10月6日，蔡某转至杭州某医院治疗。治疗期间，医疗费高达70余万元。 2017年11月21日，蔡某家属代其向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要求A医院承担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责任。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法律援助中心受理并指派上海浩信（杭州）律师事务所陈建友律师承办该案。 援助律师接受指派后，及时约谈蔡某及其家属，办理委托手续，了解案情，告知诉讼相关的权利义务、存在的风险及举证责任等。 1、A医院疏于病史采集。根据蔡某提供的相关住院病历发现，蔡某第一次住院后，A医院已经对其进行相关术前检查，其中B超检查诊断蔡某存在慢性肝病，CT检查诊断存在左肝小结节，但其前三次住院病历中既往史均记录为“肝炎：无”。 2、A医院在对蔡某进行治疗的过程中存在过错。在诊断出蔡某有慢性肝病等症状时，A医院应该对其加以重视，但因为A医院疏于病史采集，导致三次住院病历中既往史均记录为“肝炎：无”，以致于术后的三次化疗前均未对蔡某进行相应的保肝治疗。初步判断这应该是导致蔡某出现肝功能损害乃至肝衰竭的主要原因。 3、蔡某主张的部分费用存在争议。蔡某在治疗期间出现肝功能异常，后严重至肝功能中毒损害、肝功能衰竭，在杭州某医院治疗期间为寻找合适肝源行"肝移植术"，许诺向器官捐助人支付25万元作为补助，但这笔款项并未通过中国红十字会支付，而是直接打到对方的独立帐户，事后也未提供相关票据。根据《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相关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买卖器官。这部分费用能否得到支持有待商榷。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16条规定：发生医疗事故争议时，死亡病例讨论记录，疑难病例讨论记录，上级医师查房记录，会诊意见，病程记录应当在医患双方在场的情况下封存和启封。封存的病历资料可以是复印件，由医疗机构保管。援助律师搜集了蔡某手头存留的所有与本次诊疗行为相关的证据，指导蔡某及家属及时前往A医院复印医院存档的病例资料，与医院相关负责人就该院存档的病例资料原件进行当面共同封存，固定原始证据。 梳理完本案现有证据后，援助律师于2017年11月向瓯海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A医院赔偿各项损失暂计59140.25元。因伤残赔偿金、误工费等相关费用需待鉴定后才能确定，故提起民事诉讼的同时向法院申请司法鉴定，法院启动预立案程序后选定鉴定机构，等鉴定结果出来后再正式立案。法院预立案后，摇号选定“绍兴某某司法鉴定中心”作为本案医疗损害鉴定机构。2018年5月15日，绍兴某某司法鉴定中心受理鉴定申请。 医疗纠纷案件具有专业性强，诉讼环节多，审理期限长等特点，这类案件从受理到判决短则需要一两年，长则两三年，其维权道路异常艰难。本案中，截止2017年11月，蔡某已花费医疗费近80万元，无力再支付后续医疗费，随时面临停药治疗甚至死亡的可能。为了维持其治疗以及其家人基本的生活支出，援助律师于2017年12月向瓯海法院提交《先予执行申请书》，请求法院裁定A医院先行支付费用20万元。2017年12月27日，双方在瓯海法院达成调解协议：A医院于2018年1月6日前支付蔡某8万元。 2018年5月15日，援助律师参加绍兴某某司法鉴定中心主持召开的医疗听证会，陈述意见，具体如下： 1、A医院在诊疗过程中没有尽到注意义务，医疗行为不当。蔡某于2017年7月3日入院后，A医院即对蔡某进行了相关的术前检查。当天B超检查诊断蔡某存在慢性肝病，CT检查诊断为：左肝小结节。因此在进行右乳单纯切除术和右侧腋窝前哨淋巴结活检术前，A医院已知晓蔡某患有慢性肝病等症状，应当在诊疗过程中多加注意。但是在术后的三次化疗前，A医院均未对此尽到注意义务，没有对蔡某进行相应的抗病毒治疗，进而导致蔡某出现肝衰竭等症状，甚至危及蔡某生命。 2、补救措施不力。蔡某手术后出现畏寒发热、腹胀乏力、肝功能异常等症状，但A医院未及时采取最有效的诊疗方法，仅以相应药物进行治疗，未能达到补救治疗措施。 3、造成严重后果。A医院在明知蔡某存在慢性肝病等症状的前提下，因疏于病史采集，没有对蔡某进行化疗前的抗病毒治疗，在蔡某肝脏出现问题后，也没有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直接导致了蔡某出现肝衰竭等症状的后果，甚至一度陷入生命垂危的境地。 综上所述，援助律师认为A医院对蔡某实施诊疗中，因疏忽大意，未尽到注意义务，导致蔡某出现肝功能加重等症状。在发现蔡某出现肝脏问题后补救措施不力，造成蔡某肝功能衰竭，因果关系成立，且应承担全部责任。 2018年8月30日，绍兴某某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A医院在针对被鉴定人蔡某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该医疗过错行为与蔡某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主要原因）。 医疗过错责任鉴定结果出来后，援助律师再次向瓯海法院申请司法鉴定，要求对蔡某的伤残等级、误工期、护理期等进行鉴定，确定赔偿数额。2019年1月8日、2019年2月26日，温州某某鉴定所依据《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的规定，分别作出【2018】精鉴字1260号法医精神病鉴定意见书、【2018】临鉴字第2628号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鉴定蔡某为肝性脑病所致精神障碍，对应伤残等级为九级；蔡某行“肝移植术”的医疗事故伤残等级为三级，后续治疗费以实际发生为准，误工期限拟为自肝移植术后起至鉴定前一日止（即434日），护理期限拟为150日及营养期限拟为150日。 2019年6月18日，瓯海法院正式受理蔡某与A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并定于2019年8月8日9时00分开庭审理。 在瓯海法院的主持下，双方同意先行调解，但金额一直协商不下，主要分歧在于后续治疗费的问题。A医院提出赔偿120万元一次性了结，但蔡某及其家属一方面想尽快拿到赔偿款，一方面又担心后续可能还会产生高额的治疗费。最终本次调解失败，瓯海法院决定另行确定时间继续开庭。 援助律师庭后再次约谈蔡某及其家属，向其分析存在的风险，建议调解最为有利。期间，援助律师与经办法官及A医院代理律师保持着积极的沟通，希望通过增加赔偿数额以消减蔡某后续治疗费的顾虑。2019年8与30日，经瓯海法院调解，在援助律师与A医院的再三协商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A医院一次性赔偿蔡某131万元，包括先行支付的8万元。
【案件点评】
当前，医疗纠纷案件日益增多，由于该类案件的审理涉及诸多专业性问题，选择调解既降低了蔡某的诉讼风险，又节省了时间成本，有利于及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