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内容
【案例背景】
戒毒人员巫某，女，31岁，大专，江苏无锡人，有五年的幼师工作经历。 巫某家庭条件较好，作为家中独生女，父母对其教育方式多习惯于妥协和溺爱，父母“包办式”的教育不仅使巫某缺乏责任感，还滋养了叛逆性格。早年巫某不顾父母反对欲与大她8岁的网友结婚，后遭抛弃。在遭受情感沉重打击后开始流连网吧、KTV、夜店等娱乐场所，最终被朋友诓骗吸食冰毒，多次因吸毒和容留他人吸毒被强制隔离戒毒和拘役。2019年3月因再次吸食冰毒被决定强制隔离戒毒。 巫某因个人形象姣好，加之毕业于无锡某高等师范学院和幼师工作经历，使其入所不久便被选为教育教学骨干予以重点培塑和打造。但当民警问及第一次出所后为何复吸以及这一次出所后有何打算等问题时，巫某常以沉默来逃避回答，或者以“我也不知道”“走一步算一步”“这辈子就这样呗”等消极言语搪塞，戒治信念极差。
【案例基本情况】
（一）原因分析 认知因素：受成长环境影响，特别是婚姻恋爱遭受重挫，使其自身心胸和眼界变得较狭窄，往往爱独自一人沉浸在幼时的快乐和甜美幻想中，遇事容易走入极端，钻牛角尖，缺乏对他人的基本信任。 性格因素：自恃文化水平高，看不起来自外省和农村的同戒，自觉高人一等，加上性格较为急躁，遇到事情缺乏深沉思考，而且往往认为只有通过口才让对方哑口无言才能解决问题。 心理因素：少不更事留下的心灵创伤难以从内心祛除，多次戒毒经历对未来心灰意冷，遇事爱嘀咕，不愿意同别人沟通，时常对民警、同戒好意的规劝和好心的帮助出现误判，加深了与同戒之间的矛盾，也增添了自己的烦恼。 （二）方案制定 现身说法，现指以亲身经历和体验为例来说明某种道理。女性戒毒人员在经历两年或以上强制隔离戒毒后，自我效能感、社会适应能力、生存能力会被削弱，在遭遇负性情绪时极易产生自暴自弃的念头。通过引导戒毒人员正视问题、主动突破，利用现身说法打破内心恐惧，可以有效提高戒毒动机。此外，现身说法不仅能帮助戒毒人员树立自信，对戒除毒瘾产生积极作用，还能在禁毒宣传教育活动中对社会各界人士起到良好的警示教育作用。 虽然巫某是第二次强制隔离戒毒，但性格活泼，语言表达能力强，综合考量其个人素养、表达特长及家庭帮教能力，均高于一般戒毒人员，因此民警经综合评估后，针对其自我认知存在严重偏差的特点缺陷，选择鼓励巫某参加现身说法，以期获得良好的戒治效果。 1.强化自我剖析。引导主动挖掘自己的违法经历、复吸经历，通过自我剖析的方式进行“人生倒放”，以当下心境审视自我的角度撰写个人小传、发言稿。 2.提升心理品质。拓展阅读面，提升撰写水平，提高演讲技巧，增强心理品质。 3.增强戒治信念。带领参加宣讲活动，一方面强化积极戒治信念，另一方面以戒治榜样的身份约束自我，延伸教育效果。 （三）方案实施 1.以“激励正行”为标尺，把做人底线划出来。一次所里邀请部分保持戒毒操守人员回所现身说法，坐在台下的巫某全神贯注听得津津有味，不时以掌声表示敬意敬佩，民警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大会结束后民警找其谈心，希望其发挥自己的文化、口才特长，以积极的戒治态度和做人底线，同样成为以掌声获得大家敬重的人。在巫某同意自愿参加现身说法后，一方面，深刻剖析提高认知。民警与巫某反复深入剖析其成长轨迹、涉毒过程和戒治经历，引导从自身寻找原因，进而对感恩父母、约束自我、自尊自爱等方面进行反思和感悟，在强化戒治动机的同时，模拟针对不同受众群体，不断转换思路撰写发言稿。另一方面，强化演练提升信念。在模拟和现场两种场景下，巫某承受的心理压力是不同的，必须在参加现身说法前强化其心理品质。民警鼓励巫某把同戒当学生，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跟进解决、一个节点一个节点扎实推进、一个方案一个方案有序推出，尽情展现洒脱发挥。先是每周为班组同戒授课演讲，渐次递进为每旬为中队同戒授课演讲，再到每月为大队同戒授课演讲。为提高演讲水平和精彩程度，民警要求其紧紧围绕“100句人生哲理”“心理箴言”“50本必读书目”等内容，制定学习计划，提高撰写水平，重塑戒治信念。 2.以“演讲正心”为基础，把演讲效果提起来。通过不断各种现场磨练，巫某演讲能力逐步提升，面对不同受众演讲不同内容。一是面对青年学生群体以亲身涉毒经历唤起共鸣。主要讲述自己上学时热衷于网络游戏：痴迷于玩“劲舞团”“QQ飞车”等网络游戏，因崇拜网友游戏水平高，便与对方确定恋爱关系。在得知对方年长自己8岁，早早踏入社会却没有稳定工作，且交友圈复杂的情况下，依然与他交往并不顾父母反对与其结婚，为自己涉毒埋下隐患，为青年学生敲响培养健康兴趣爱好，净化朋友圈的警钟。二是面对社会大众群体以亲身惨痛教训唤起反思。在“三八”节帮教活动、“6.26”国际禁毒日等综合活动面对社会群体现身说法时，重点讲述步入社会后的涉毒惨痛经历：22岁时想与网恋多年的网友结婚，被父母以“门不当户不对”为理由极力阻挠，偷偷与对方“私奔”却惨遭抛弃。在遭受打击后因不敢面对父母，和社会上结识的朋友流连娱乐场所，最终被朋友诓骗吸食了冰毒。以惨痛教训促使社会群体反思子女教育问题，消减亲子沟通障碍。三是面对亲人亲属群体以亲身灰色经历唤起警醒。在亲属学校、家长开放日等活动中，面对戒毒人员及其亲属现身说法时，重点讲述二次涉毒经历：因戒毒从幼儿园辞职后，抛家弃子、漠视父母丈夫的关心、逃避家庭的责任。只有“找点东西玩玩”的念头，通过躲避父母管教、欺骗丈夫的方式，偷偷联系以前的“毒友”并再次涉毒。以“灰色经历”帮助戒毒人员亲属识破伪装，建立家庭防线，筑牢家庭帮教。“因为毒品，我丢了一个稳定的工作；因为毒品，我没了一个健康的身体；因为毒品，我让父母终日以泪洗面；因为毒品，儿子到现在也不愿喊我一声妈妈……我真的后悔了。我做异类做了太久了，我想做回正常人。”这是各类禁毒戒毒宣传教育活动中，巫某面对不同人群说的最多的发自肺腑的话语，而在不断的演讲中，巫某的人生观、价值观在潜移默化中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3.以“教育正身”为目的，把肩上责任担起来。除现身说法外，民警还以“三重身份”为立足点，夯实教育效果。一是以“感恩”为立足点，唤醒身为子女的责任心。巫某为家中独女，父母均已年迈。巫某两次强制隔离戒毒期间父母均定期来所探访，从未放弃过她，及时的感恩教育，化解了与父母之间的隔阂。二是以“责任”为立足点，激发身为母亲的使命感。巫某言谈间最为愧疚的就是儿子，五年来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积极鼓励其修复亲子关系，以远程视频和录像回放形式帮与儿子沟通连线，母子关系得以延续，籍此敦促其以优异矫治成绩和健康生活方式为幼小的儿子树立知错就改的榜样。三是以“自爱”为立足点，树立身为妻子的家庭观。把婚姻失败作为反思人生的起点，从做女人、做妻子、做母亲角度进行全方位检视，要求其反思生而为人，只有先学会爱自己，才会拥有爱别人的能力。要用心呵护、悉心经营自己的婚姻，有爱的家才能成为避风的港湾。 （四）戒治成效 个人评价：通过现身说法对自己的违法事实有了深刻认识，戒治态度从“无所谓”向“我要戒”改变。“回家以后，不论是戒毒所还是社会各界，只要需要我禁毒戒毒宣讲，我都非常乐意参加，我就是要用我的亲身经历提醒更多的人警惕毒品、远离毒品、拒绝毒品。” 家人评价：对家人的态度发生极大改变，对父母和儿子的关心爱心与日俱增，家庭关系走向融洽，已经从“过去的吸毒者”成长为“现在的康复者”，坚信最终会成为“未来的志愿者”。
【案例思考】
(一) 锁定新举措，把握现身说法有效性。 现身说法，是以自己揭短亮丑的方式警醒他人，根本目的是为了让禁毒戒毒教育深入人心。只有当社会能对“现身说法者”有更多的包容、支持与鼓励，才能使此类教育手段得到推广。如果在现身说法活动中因他人的不理解、语言攻击等行为让戒毒人员产生严重负性情绪，则会加剧戒毒人员自暴自弃、厌世逃避心理。因此如何提高戒毒人员心理品质值得深入思考。 (二) 洞观新动态，把握现身说法自愿性。 在戒毒人员现身说法的活动中，现身说法者无疑扮演着“反面教材”的角色，且这种现身说法具有忏悔色彩，因此不能以民警或戒毒所的立场强制戒毒人员参与，必须充分尊重戒毒人员的选择权利。在现身说法场合的选择上也须慎重，应保障戒毒人员的人格不受侮辱。 (三) 谋求新跨越，把握现身说法延续性。 戒毒场所是一个相对封闭安全的环境，戒毒人员在参加现身说法时干扰因素较小，能收获较好的教育效果。当戒毒人员期满回归社会后，可能会受到社会的歧视，遭遇家庭的冷漠，愿意袒露吸毒经历的人会变的寥寥无几。因此如何将现身说法教育与同伴教育融合，将这批特殊的“禁毒志愿者”转交给社会，同样值得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