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内容
【基本情况】
圩岸社区成立于2016年1月，地处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区（高港区）刁铺街道最南端，总面积1.5平方公里，辖11个网格，5091户，常住人口1.1万余人。近年来，圩岸社区坚持以党建为中心，推进惠民活动联合、德法文化联育、法律服务联动、智慧社区联网、民主自治联谋，探索形成一套“一心五联”工作法，由点到面织密基层社会治理民生网，不断提高居民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任务措施】
坚持以党建为中心，充分发挥社区大党委“战斗堡垒”作用，延伸社区党组织链条，根据小区、楼栋等类型，推进城市基层区域化党建，缔造城市“区域共同体”，注重发挥法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护航作用，整合更多法律资源服务社区居民，构建“圩”您“岸”家幸福社区。 一是惠民活动联合。落地“131”联建惠民服务，即建设一个党建活动阵地，落地与驻区单位、社区乡贤、党员群众的三方共建服务，形成一个居民提出“需求清单”、共建单位提供“资源清单”、社区党组织形成“项目清单”的长效服务机制。打造联创共建之家，联合司法局、文体旅游局、工会、妇联、民政等共建单位，下沉服务资源，在社区建立“司法行政服务”“大江文化惠万家”“职工娘家人”“护佑万家”“邻里姐妹”等工作室，为社区居民提供法治文艺演出、法治维权讲座等丰富多彩的法治惠民活动。 二是德法文化联育。社区坚持以文化人，将乡贤文化与法治文化相融合，投资60余万元，挖掘打造占地近万平米的新乡贤法治文化广场，乡贤篇、家风篇、廉政篇、尚法篇四大板块围绕党群服务中心环环相扣，成为社区一道靓丽风景线。注重发挥“德治”在矛盾纠纷化解、乡风文明引领方面的作用，持续开展“文明家庭”“最美儿媳”评选等活动，用身边榜样示范带动。充分发挥名人效应，本地文化名人章庆生与社区法律顾问联合开辟“德法微讲堂”；联合市民政局、区老年书画协会共同打造“夕阳书画，老有所乐”书画班，定期开展法治书画比赛，弘扬德法文化，激发崇德尚法的正能量。 三是法律服务联动。开展社区与律师事务所共建共驻，聘请江苏明港律师事务所为社区法律顾问，并落户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办公，随时为社区及居民提供法律服务。社区11个网格全部建立“法律明白人”队伍，开展法治宣讲、矛盾纠纷调解、普法志愿服务等活动，通过社区“法润民生”微信群及时回应群众关切。联合区委政法委、区司法局等部门，积极推进“公共法律服务进网格”，结合泰州市政法干部“下沉一线”活动，深化“法律进社区”，在社区城市书房设立法治书屋，开设社区留守儿童“四点半课堂”，举办“亲子民法绘”比赛，让居民在休闲娱乐中学习法律知识。 四是智慧社区联网。打造“智慧圩岸”APP服务平台，开发居民基础信息管理、小区门禁、资讯管理、交流反馈、服务管理六大模块，实现了社区管理精细化、社区服务全覆盖。依托“智慧圩岸”服务平台，社区定期进行党务、居务、财务公开和服务公示，接收居民监督，开辟“议题广场”，让群众自己“说事、议事、主事”，彰显群众在基层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形成全面掌握实情、及时反映民情、迅速解决问题、有效化解矛盾的社区管理服务的长效机制，社区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显著提升。 五是民主自治联谋。着眼提升自治水平，认真贯彻落实开展城乡基层“援法议事”活动工作要求，按照有场地、有标识、有制度、有人员、有活动、有记录的“六有”标准，打造社区“援法议事厅”，推行“五步走”工作模式，即多种渠道“提议题”、多方恳谈“出主意”、议事组织“拟方案”、张榜公示“开言路”、居民表决“说了算”，构建起“援法议事”长效机制。通过“援法议事”活动开展，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门前广场改造、电动车充电桩建设、环湖文化广场建设等一批群众关切的民生实事得到了迅速落实，居民的满意度、认可度明显提高。
【特点和效果】
（一）用心宣传引导群众，搭建“连心桥”。乡贤文化既是探寻文化血脉、弘扬传统文化的精神动力，也是凝聚人心、维系居民乡情的精神纽带。圩岸社区通过有效整合新乡贤、法律明白人等多种资源，一方面加强培育“草根带头人”，引导他们在社会治理服务中发挥组织引领、协调整合、示范带动作用；另一方面将传统文化、法治文化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广泛深入做好宣传发动，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二）用情联系服务群众，干好“连心活”。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发挥人民主体作用。圩岸社区把尊重群众意愿贯穿于基层社会治理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充分尊重民意、发挥民智、维护民利。与区有关部门落地“131”联建惠民服务、与江苏明港律师事务所落地共建共驻等，都是为了给群众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普法服务，努力做到治理为了人民、治理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 （三）用力组织凝聚群众，细语“连心话”。群众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受益者，也是建设者。圩岸社区通过促进基层群众自治与网格化服务管理有效衔接，通过开发“智慧圩岸”APP、设立“援法议事厅”、构建“援法议事”长效机制等形式，切实解决社区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意愿不强、机制不畅等问题，拓宽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容、领域、渠道、途径，建立与群众利益、情感、价值联结机制，切实推动了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