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内容
【案例背景】
首次被强制隔离戒毒的戒毒人员心理活动复杂多变，心理矛盾和冲突强烈，大部分能够通过生理脱毒、教育适应逐步适应戒治环境，极个别人会采取极端手段抗争环境，成为戒治难点人员。本案例就是一例首次戒毒的人员试图通过自杀行为逃避强制隔离的教育矫治案例。 廖某，男，30岁，初中文化，重庆人，长期在外务工。2017年7月第一次开始吸毒，2018年5月因吸毒被责令社区戒毒三年，2019年3月因吸食冰毒和麻古被送重庆市西山坪强制隔离戒毒所，系首次接受强制隔离戒毒。 在入所初期，廖某对强制隔离戒毒持激烈抗拒态度，入所当日就以用头撞墙、试图咬舌等自杀行为拒绝接受强制隔离戒毒，被值班民警当场制止并予以保护。在亲情帮教时，廖某表露出对环境不适应，逼迫家人为其办理社区戒毒，扬言达不成心愿就自杀。在民警个别谈话教育中，廖某多次表露出想死、一了百了等极端想法。在后来的亲属探访时更是对家属流露出自己不能坚持到解除、自身始终不会相信警察以及唆使家人不要相信警察等想法。在一段时间内，廖某长期沉默寡言，不善与人交流，自闭性强，经民警谈心谈话教育后稍有好转，但经常反复。2019年7月，廖某再次产生轻生念头，以吞服洗衣粉方式自杀，被发现制止，自杀未遂，遂被确定为重点人员。
【案例基本情况】
一、方案制定 廖某所在大队民警通过个别教育、心理咨询、行为观察等方式对其进行全面分析，从他本人家庭环境、成长经历以及个性特点等多角度对其进行剖析，以便找到教育矫治方案切入点和着力点。 从家庭环境分析，廖某患得患失情绪难以安放。一是从原生家庭延续的恨：廖某从小和母亲关系不好，对母亲心怀“恨意”。其父亲患病去世不久，其母亲便新找男朋友，给该戒的思想和心理上带来沉重打击，导致其在情感上找不到安全感。二是从现有家庭产生的愧：廖某组建自己家庭，有一子6岁。被处以强制隔离戒毒后，自己觉得脸上无光，给家人丢脸。担心自己的父亲形象在儿子内心被玷污；担心妻子对他失去信心，另寻新欢。 从成长经历分析，文化程度低导致认知偏差大。廖某初中文化，坚持自己吸毒没有犯法，而且是第一次，不应该被强制隔离戒毒的认识，听不进民警关于在社戒期间吸毒处理的普法教育。通过分析感到其法律意识淡薄，认知理念容易钻“牛角尖”，走不出思想束缚，易走极端。 从生存现状分析，廖某“三十难立”焦虑挫败难以排解。廖某初中毕业后较长时间处于待业状态，后转折多个行业务工，职业的不稳定性让该戒产生了紧迫感和危机感，2018年，廖某与朋友合伙做生意，数额较大，但未见效益。“而立”之年心怀“致富”的念头，担心出所后所有投资都会被化为泡影，而涉足生意圈的他又爱面子、绷场面，觉得自己被强制隔离戒毒后，无法面对家人和朋友，无法面对社会，对生活“失控”引发极大的恐慌。 从人格特点分析，廖某有偏执型人格障碍表现。廖某在入所后就表现出极度的感觉过敏、对过去耿耿于怀、敏感多疑、不信任人、不服从管理、性格桀骜不训等特点，经SCL-90心理量表测试，焦虑、抑郁、敌对、偏执、人际关系敏感等五项因子分都在2.5分-3.5分之间，显示程度为比较严重。 综合分析得出，廖某的自残自伤自杀行为不是为了结束生命为目的，而是以此为手段抗拒强戒，达到逼迫家属、警察为其办理社戒回到社会的目的。据此，场所抽丝剥茧逐一针对廖某的思想行为本质特点制定了精准矫治方案。 二、方案实施 一是联教联动形成合力。针对廖某思想的复杂性和行为的危险性，职能科室、专业中心、基层大队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分管所领导、教育、心理等职能部门成立攻坚指导小组，所在大队成立攻坚转化小组，定期召开攻坚转化联席会议，共同研究攻坚方案。落实分管大队领导、管教干事和主管民警包管包教第一责任，负责对廖某进行思想摸排、跟踪教育疏导和行为管控。坚持落实每日大队领导日谈日判、每周干事和主管民警必谈必判制度，及时掌握思想动态，跟进做好针对性教育疏导工作。 二是专业介入确保科学有据。针对廖某的异常行为表现，从医学和心理学两方面对廖某进行了科学甄别和戒治。一是将其送精神疾控中心住院检查观察7天，排除了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二是心理矫治中心采取认知疗法改变廖某对生命的一些片面认知，让他明白重要的活在当下，采取艾瑞克森催眠的新行为促生技术，让廖某在催眠想象中去面对回归社会的种种场景，以其本身具有的潜能和智慧去思考如何解决未来工作，生活中的种种难题，增强内心力量。 三是严格管理端正态度。针对廖某的侥幸心理，大队坚持严格约束、严格要求，对其违规违纪行为及时予以严肃处理，打消其以自伤自残自杀为手段达成个人目的侥幸心理。 四是强化学习改变认知。针对廖某文化水平低、法律意识淡薄、认知狭隘偏颇的实际情况，大队为其量身定做思想教育套餐。重点学习《禁毒法》、《禁毒条例》两部法律法规，单独对其进行戒毒政策、戒毒法规宣传、讲解，使其从法律角度接受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每天抄写背诵戒毒人员行为规范及所规队纪，强化纪律意识。每天记载“矫治心得”，及时总结记录自己的心路历程，民警每日对其心得进行审阅和引导。文化教育突出以“生死观、是非观、价值观”、“启智、明理、担责”为核心内容的三观六字教育，逐步帮其树立起家庭顶梁柱必须有责任担当意识，为思想转化奠定基础。 五是搭建亲情支撑激发动力。针对廖某对亲情的患得患失，民警多次奔走，为廖某搭建亲情支撑系统，化解心结。所领导亲自组织为其安排亲情帮教会，让他与爱人面对面促膝畅谈。大队领导亲自两次家访，将其儿子为其亲手制作的礼物和在学校表演的视频带回给他观看，帮助他进一步坚定戒治决心。在亲情帮教会和日常亲情电话中，廖某和家人互倾心声，其妻当众表态亲情至上、永不变心，让其吃下“定心丸”。了解到廖某一直愧对去世的父亲，在其父忌日当日特意安排他拨打亲情电话，让其母亲代他去墓地祭祀，以表孝意，同时缓解和母亲的关系。在得知廖某很尊敬崇拜他的表哥，大队领导专程联系上其表哥，让其表哥对其进行思想疏导，劝导其面对现实，摆正戒治态度，积极适应戒治环境。通过多方构建亲情支撑，廖某感受到民警的真诚和关怀，感受到亲人的温暖和爱，内心的恐慌和孤独得到有效缓解，激发了戒治动力和信心。 三、效果 经过长达八个月的教育矫治，廖某从自伤自残、消极戒治慢慢回归正轨，进而走向遵规守纪、积极戒治，有了明显的进步与转变，对民警信任感增强，和民警交流日渐增多，愿意倾诉内心的想法，曾多次表示自己认识到自身行为的恶劣性和造成后果的严重性，表露出愿意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悔改决心。主动申请参加康复劳动，并超额完成生产任务，被评为康复劳动积极分子。后经大队集体研究，于12月解除了其重点人员，实现了教转目标、平稳过度，确保了安全。
【案例思考】
首次戒毒人员普遍存在敏感多疑患得患失，有极个别人会采取较为激烈的应激方式企图逃避强制隔离戒毒，成为管理难点和安全隐患，也是教育矫治质量的短板。让这部分人尽早适应戒治环境，必须追根溯源找到原因所在，再有的放矢精准施策逐个突破，从该个案来看，有以下五点值得总结： 一是科学鉴别是前提。戒毒人员出现自杀行为是极端严重的安全隐患，必须科学、严谨地甄别其自杀的原因和目的。如果是精神障碍导致的病理性自杀，就应该以专业医疗治疗为主，思想教育引导干预为辅；如果是思想抛锚导致的冲动型自杀，就应该以多方联动、教惩结合的综合施策为主。对两种自杀行为的矫正矫治千万不能混为一谈，否则将导致负面行为变本加厉造成严重后果。因此，采取医学手段、心理学科手段进行科学甄别、准确溯源是制定有效方案、正确引导的前提。 二是改变认知是基础。要从“错在哪”、“为啥错”、“怎么改”三方面加强正面引导教育，提升认知水平。本案中廖某牵挂妻儿牵挂投资，并不想真正结束自己生命，采取吞食少量洗衣粉的方式自杀并设法及时让人发现，其最终目的就是想让民警头痛甩掉他这个包袱，迫使家人到公安机关和社区哭闹，从而促成自己强戒变更为社区戒毒。他的认知误区在对戒毒法律法规的一知半解上，认为自己不该强戒。通过学习对照法律法规，他明白了自己被处强戒这一事实不仅有法可依而且属于违法必究，不再心存幻想。通过反复学习行为规范，每天总结自己心路历程，最终让他明白了以违规违纪来胁迫民警改变环境是以卵击石，只有遵规守纪积极戒治才是早日回归的正确出路。 三是对症下药是关键。心病还须心药医，对首次戒毒人员的教育矫治要追根溯源，找到违规行为诱因，对症下药。本案中，廖某心病最大的结点就是担心妻儿抛弃自己，这是能让他假戏真做迈出自杀这个行为门槛的催化剂。变更社戒的目的消除后，心结不消，廖某就非常危险，假意自杀演变成真心自杀的可能性极高。号准他的“脉搏”，找准他最在意的人和事，逐人逐事对症下药，帮他构建加固亲情支撑，儿子的画、妻子的承诺、兄长的点拨等让他感受到亲情的力量，激发出他的戒治动力和信心。在帮助他构建亲情支撑的过程中，民警的真诚和爱护也让他受到触动，增强对民警的信任，逐步听从教育引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