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内容
【罪犯基本情况】
李某，男，1987年出生，重庆市开县人，中专文化，农民。2014年3月因绑架罪被重庆市开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半，并处罚金1.5万元，剥夺政治权利2年。罪犯李某自认为是立功行为，应该考虑从轻处罚。但法院认为，本案犯意的提出、犯罪对象确定、实施索要赎金等是李某，李犯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依法认定为主犯。
【罪犯教育改造方案的制定和实施】
1.犯因分析 家庭情况：父亲李某，59岁，以杀猪为职业；母亲张某，55岁，务农。大姐李某，35岁，个体户；二姐李某，30岁，个体户。妻子郭某，26岁，于李犯入监后与其离异；女儿5岁，现随李犯父母。 成长经历：该犯家庭条件在农村相对较好，从出生到上中专，一直在父母身边。因在家里排行最小，且是独子，父母非常宠爱，两个姐姐也很爱护，从小没有受过什么挫折。因为父母的宠爱，做事以自我为主，规则感差，有时不计后果；遇到困难时，喜欢逃避，承受力差，一般是找父母和姐姐解决。 2.入监改造表现 该犯在2013年10月（看守所羁押期间），被精神卫生中心鉴定为拘禁性精神障碍。主要表现为不说话，无情绪，表情痴呆，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拉在床上，吃饭需要别人喂食，处于“亚木僵”状态。2014年4月3日入监服刑，随即转入监狱医院，接受教育矫治。2014年4月15日确定为危险犯。 3.心理及行为表现 通过查阅看守所羁押期间资料，经心理矫治中心会同监狱医院、精神科医生分析评估，该犯为拘禁性精神障碍。拘禁性精神障碍属于心因性精神障碍的一种，而该犯在拘禁前和该犯的成长史中均未发生过此类症状，该犯的精神状态在羁押前都是正常状态。 原因分析： 一是应激事件导致。该犯因炒股、赌博输了钱，并没有好好反思自己的行为，而是产生绑架犯罪的心理。在实施犯罪时，开始意识到，这样不但找不到钱，还把自己毁了。于是主动坦白交待自己的罪行，并配合警察解救人质。自己认为这样做，可能没什么事，不会坐牢，最起码不会判得很重。最后法院的判决结果是主犯，有期徒刑11年半，该犯认为天都塌了，根本无法接受事实，于是精神崩溃，形成应激性痴呆反应。 二是该犯个性的影响。通过其成长史和家人反映的分析。李犯一直受家人宠爱，从小成长比较顺利，没有受过挫折，遇到困难总会有家人处理，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低。 4.教育矫治的优势、难点 优势：从家人的反馈中，该犯渴望亲情，跟大姐和女儿的关系很亲密。同时，该犯劣根性不强，恶习不深，遇到错误能反思修正，本性不坏。喜好运动，特别喜欢打篮球和观看NBA比赛。同时，该犯比较年轻，文化程度较高，在外人际关系较好；家人也能给予较好支持。 难点：因该犯心理承受力低，其“亚木僵”状态是一种退缩和自我保护行为，故初期的唤醒是改造的难点，需要找到切入点。同时，其个性的矫治是后期改造的难点。 5.矫治方案 针对该犯的情况，监狱专门召集相关人员组成教育矫治小组，分析其情况，研究矫治对策。通过研究，形成了专人帮教、专业矫治、合力转化。教育科、医院、分监区、家庭四位一体的工作思路，确定了心理唤醒、身体康复、人格矫治的三阶段矫治方案。 6.预期矫治目标 针对该犯的情况，我们确定的教育矫治方案分为近期、中期和长期三个阶段。 短期目标——唤醒：从精神障碍的“亚木僵”状态恢复到生活基本自理状态。 中期目标——对该犯进行康复训练，并进行心理治疗，初步适应环境，能参加学习和劳动，基本恢复社会功能。 长期目标——对该犯的人格进行矫治，提升其自我承受力，身心健康。 7.教育矫治实施情况 根据教育矫治组确定的矫治方案，经过近2年的综合矫治，该犯走出了“亚木僵”的应激状态，身心恢复正常，效果较好。 第一阶段：准确鉴别，特别护理（2014.4） 本着人道精神，先安排专人进行重度护理，同时，进行诈病与拘禁性精神障碍的鉴别。通过与家人了解，该犯以前从未有过此类症状，被抓时身体精神都较正常；在查阅资料及与看守所管教民警交流中，得知该犯2013年5月入所后，精神压力很大，慢慢病理症状加重。三个月左右，呈现应激障碍状态，不说话，不主动进食，生活不能自理。通过护理和民警观察，该犯在睡觉时，不同于诈病，症状依然存在。矫治组还采用其他方式进行鉴别，比如在其不注意时进行测试，结果都支持该犯应激精神障碍的真实性。 第二阶段：心理唤醒，支撑陪伴（2014.4――2014.10） 当一个正常状态的人受到强烈刺激变成“亚木僵人”时，要唤醒是相对困难的，病人此时的状态缺乏心理和现实支撑，身体和心理都退缩到迟滞状态，不愿意面对现实，以达到自我保护之目的。该犯家人在教育科专门安排的亲情帮教时看到李犯，非常痛心，认为关押 8个月后，没有任何变化，觉得在监禁环境下完全好转的可能性太小，都有一种绝望和放弃的想法。可教育矫治组的成员没有放弃，坚持不间断地原始重复的唤醒，叫他的名字，经过一段时间，效果甚微。矫治组觉得要调整唤醒方案做针对性的心理唤醒。通过了解该犯成长史及个性特征，矫治组确定了三个点进行刺激唤醒，一是请从小一直关系很好的大姐带该犯女儿相片来医院。二是让其观看NBA比赛和其他服刑人员进行篮球运动；三是请跟他关系非常要好的一个男同学来监狱帮教。在第一个点唤醒时，其大姐指着女儿的相片反复说女儿的名字，离开后把女儿的相片贴在床头，让该犯有了自主的注视；第二个点，在观察篮球比赛时，让该犯有了画面注意；第三个点，当同学反复说自己的名字，并一直诉说以前在一起的经历时，李犯有了听觉注意。特别是其大姐带女儿本人来探视时，女儿的童声深深触动了李犯，让该犯有了比较大的唤醒。经过反复两个多月的唤醒，该犯终于从“亚木僵”状态苏醒，有了自主的身体反应。 第三阶段：从零开始，康复训练（2014.5――2014.12） 在康复上，我们分两步走：一是恢复其语言表达和记忆能力。初期通过日常生活中简单的问答式回应进行，比如吃不吃，抽不抽，上不上，要不要等，让该犯做简单回应。在此基础上，引导李犯记名字，比如自己的名字，警官和同改的名字，通过三个月的训练，该犯能记住部分民警和同改的名字，8月22日，也就是李犯入监4个月后，该犯听到呼喊，能自己走出舍房。9月17日，该犯把大便拉在裤子上，护理罪犯洗澡时说了他两句，该犯第一次有了生气的反应。10月25日，该犯能记起父亲、姐姐、女儿的名字，10月27日开始，能记起家庭相关的事情，并开始识字。通过大家的努力，该犯在2014年12月底，心理和身体机能已经慢慢得到恢复，历时一年多时间的“亚木僵”状态消失。 第四阶段：希望点燃，人格重塑（2015.1――） 教育矫治组成员开始转换矫治的重点，从外部开始转移到引导该犯建立内部心理支撑力，以从根本上改变重塑其人格特质。 一是激发其改造生活动力:该犯妻子于2014年底提出离婚的请求，法院在征求女儿的抚养权是否归女方时，该犯表示不接受，愿意自己抚养。教育矫治组及时与其交流，引导其只有积极恢复好、改造好，回归后让女儿有一个健康的父亲，才能不失去女儿，才能更好让女儿健康成长。二是引导其积极参加文体活动，在文体活动中找到生活的乐趣。我们让其积极参加篮球兴趣小组的活动，在监区平常进行的篮球比赛也有选择性地让其参加。通过篮球活动，该犯的精神状态明显提高。三是安排参加治疗性劳动，在劳动中找到价值和希望。我们开始安排该犯帮些小忙，比如扶扶人，帮忙照看。在护理过程中，该犯从其他人的眼中看到了价值，我们也适时鼓励和表扬。通过治疗性的劳动，该犯的自我存在感得到了积极的提升。四是鼓励其参加自学考试，提高专业知识，为以后出监打下基础。我们积极引导，让其学习身边的同改，并选择自己有兴趣的科目进行，建立罪犯在监内的学习需求。
【教育改造成效】
通过对该犯的综合矫治，基本完成短期和中期目标，到2016年3月，获减刑10月，并积极参加监区篮球兴趣小组。但严格来讲，目前还处于康复期，后期还需要继续保持稳定的支持和人格矫治，特别是预防其反复，真正达到人格稳定和身心健康。 我们在对此类罪犯的管理矫治中有以下几点体会： 科学评估是前提：一是没有评估前，此类罪犯的管理教育以及治疗缺乏依据，容易与普通罪犯同等标准，在某种程度上容易影响康复甚至加重罪犯的病情；二是地方精神卫生中心如果单纯听一次汇报、靠一次见面，就科学鉴定出病情，这有些难度，有时甚至在鉴定中出现差错。特别是有些诈病的罪犯，没有经过细致的观察和分析，很难区分。 分类管理是关键：对拘禁性精神障碍罪犯，要实施分类管理，区别对待。此类罪犯的一个共性是以前没有精神障碍，通过判刑监禁的客观刺激，内心人格无法承受，导致心理崩溃从而形成障碍，出现“亚木僵”、“幻听”以及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或者精神障碍的边缘状态。部分罪犯还没有完全丧失自知力，对于此类罪犯应与先天性精神障碍（治疗前期以药物为主）有所区别，更应与普通病犯的管理教育区分开来。避免两个倾向：一是没有科学重视引起的病情加重，从边缘性发展为典型性精神障碍；二是只要有一点精神病性的症状，就完全按病性精神性对待，过分强化药物治疗，依赖于药物治疗，而忽视心理因素的矫治。对于此类罪犯的康复治疗，要本着人道主义原则，给予相对宽松的环境，实施科学管理。 综合矫治是核心：对于此类罪犯的矫治，需要一个系统。要集中医院、分队、心理矫治中心、家庭的力量，共同完成；有了各个层面的协调合作，有了多种矫治手段的综合运用，才会有病犯的顺利康复。 人格成长是根基: 在外力逐步发挥作用，病犯身体基本康复后，要积极引导服刑人员自我成长。这就需要监狱民警引导服刑人员进入内在，让其自我觉察、自我探索，找到自己症结所在，在此基础上，给予成长力量的支撑，教其一些适应社会的方法和技能，构建良好的人际支持，进行人生和改造目标规划，建立正确合理的人生观、价值观，从根本上长远上得到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