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内容
【案情简介】
赵某梅，女，离异后于2017年2月22日与徐某生领取结婚证再组建家庭。婚后徐某生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先后成立了两家公司，徐某生为法定代表人，赵某梅协助管理公司日常事务。2019年下半年，赵某梅确诊罹患恶性肿瘤，丈夫徐某生在妻子治疗初期支付少量费用后，拒绝承担赵某梅后续的治疗、护理和生活费用，更无陪护安慰之举。2020年5月，徐某生以感情破裂为由，向法院诉请离婚。赵某梅为此病情加剧恶化入院化疗，因二人的共同财产一直控制在徐某生手中，赵某梅无钱支付治疗费用，治疗被迫中止。赵某梅无奈之下于2020年6月17日前往江苏省泰兴市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援助，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要求丈夫徐某生履行夫妻间的扶养义务。 《江苏省法律援助条例》第十条第四款规定，“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考虑赵某梅身患重病，经济困难，泰兴市法律援助中心当即决定给予法律援助，并指派律师承办此案。 援助律师收到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通知后，在与受援人进行交流了解和调查取证后，发现情况对受援人颇为不利：一是双方婚后实际并未添置任何不动产和其他贵重物品，更无银行存款、股票、基金等。而双方婚后设立的公司目前处于停业状态，资不抵债，本案可能因为对方无财产可供执行而徒劳无功；二是受援人的治疗费用大部分是在非正规治疗机构产生，法律上可能不予支持；三是受援人与前夫所生一子已经成年并参加工作，依法应当对受援人承担赡养义务，丈夫徐某生的扶养义务可能因此而减轻；四是受援人的健康状况很糟糕，可能无法存活至法律程序全部走完。 针对上述情形，援助律师多次与徐某生沟通，想促成双方先行庭外调解。在庭外调解过程中，徐某生态度强硬，坚持自己已经在能力范围内承担了扶养义务，无力再提供更多经济上的支持和帮助。经过反复的沟通和谈判，徐某生提出如果受援人同意离婚，可以考虑分三年支付经济补偿十万元。此方案无法帮助受援人获得及时医治的费用。鉴于对方无调解诚意和调解可能，援助律师马上向泰兴市人民法院诉请徐某生依法支付扶养费，并为受援人垫付了诉讼费用。 立案后，援助律师及时与承办法官进行沟通，阐述受援人的实际状况，请求法院尽快安排开庭或组织庭前调解。在承办法官的主持下，双方再次就扶养费的数额和支付方式进行了反复的调解协商，但仍无法达成一致，法院最后作出一审判决：“被告徐某生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医疗费34215.32元；被告徐某生自2020年10月起于每月的10日前给付原告扶养费2500元”。在一审判决文书收到后的第一时间，经过援助律师的努力，徐某生向受援人先转账了5000元，使受援人一期化疗费有了着落；另外双方婚后共同购买的小轿车也转移至受援人处，方便受援人治疗使用。 一审判决生效前，徐某生向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对方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援助律师继续延伸服务，协助受援人向泰兴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然而在执行程序中，受援人不幸离世。在受援人治丧期间，援助律师继续义务参与调解，最终徐某生向受援人家属一次性支付经济补偿80000元。
【案件点评】
家庭成员之间的扶养、抚养和赡养，不仅是道德层面的要求，也是法定的强制性义务。我国《民法典》第1059条规定：“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需要扶养的一方，在另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有要求其给付扶养费的权利。”本案中，受援人赵某梅身患重病，遭丈夫遗弃，援助律师从案情实际出发，多次与其丈夫和承办法官沟通，帮助受援人尽快获得扶养费进行治疗。同时延伸拓展服务内容，注重人文关怀，让受援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感受法律援助的真情和温暖。在受援人离世后，援助律师继续提供法律服务，最终使受援人的合法权益得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