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内容
【案例背景】
戒毒人员周某，女，33岁，黑龙江省鸡西市人，未婚。三岁时父母离异，由爷爷奶奶照顾，但爷爷奶奶对该人并不疼爱，打骂是常有的事。父母虽然爱该人，但因为个人生活问题都没办法把该人带在身边。偶尔跟父亲或者母亲生活几天，该人都会感觉非常幸福，但往往好景不长，很快就会分开。在该人七岁至十四岁期间，先后受到自己的大伯、表哥、两个姑父性侵。十五岁时离家出走，并开始吸食摇头丸、K粉等毒品，进入KTV当坐台小姐，十六岁在男朋友的带领下，来到北京、山西等地从事三陪工作，期间断续吸毒。25岁时，父亲被人杀害，并被分尸18块扔到垃圾场，该人认为自己及家人并没有坚持打官司，导致凶手只判了无期徒刑而非死刑。该人因为害怕，没有去看父亲最后一眼，不久周某就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2015年，抑郁症好转后回北京重操旧业，2018年因吸食毒品被强制隔离戒毒。 周某入所以来，基本能够遵规守纪，但对政治理论学习、充满温情的电视节目十分反感，每当这时就会坐立不安，莫名的烦躁，甚至大哭，情绪不稳定，经精神科医生诊断为“焦虑抑郁状态”，服药治疗。之后基本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积极参加所里组织的各种文体活动，没有违纪现象。 疫情防控期间，根据上级无缝衔接的工作要求，对于家属及公安机关因所在地区为疫情重灾区或无法进京等原因不能来所衔接的外省籍人员，动员其自愿入住天康戒毒康复所直至疫情结束。该人因担心当地公安干警无法来京、母亲进京后隔离14天时间太长、来京费用等问题，出现了极为严重的焦虑、紧张、抑郁等情绪反应，及失眠、胸闷等生理症状，她的负性情绪对队内其他临解除的戒毒人员产生了消极影响。
【案例基本情况】
周某的问题分析：经过摄入性谈话，开展心理测评，对其日常观察等方式，分析周某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目前疫情引发的能否顺利回家、是否会给母亲带来麻烦和经济损失是导致其问题的直接原因；二是该人是被确诊的“焦虑抑郁”状态患者，更容易在一些平常的事件上产生负性情绪；三是回家即将面对亲人，又会勾起对父亲的愧疚和思念，对部分亲人的怨恨，因此会产生现实性焦虑。 制定咨询方案：咨询目标：确保周某的安全，缓解其焦虑、紧张情绪，重返危机前功能水平，学会新的应对方式来解决以后遇到的问题。咨询方案：第一阶段是心理评估阶段，建立咨询关系，收集资料，对其自杀风险、心理问题严重程度、情绪状态、应对机制和支持系统进行评估；第二阶段是咨询阶段，帮助周某分析和解决问题，帮助其离清问题，改变不适应的情绪与行为；第三阶段是巩固与结束阶段，进一步强化周某的新情绪和行为，结束咨询。 咨询过程： 第一阶段：对该人的心理问题进行评估。该人曾在两个月前参加咨询师带领的十次团体咨询活动，因此对咨询师比较信任。初次咨询，刚一进入咨询室，该人的眼泪就流了下来，她说“我在这里是最安全的，为什么非要让我家人来接我？公安也不是我们家的亲戚，人家肯定不愿意来，就算来了，隔离十四天，这食宿费加上车票钱，没有五千打不住，我妈妈是搓澡的，得给多少人服务才能挣来？”该人哭的越来越严重，有些上气不接下气，她断断续续的说“我怎么这么没用？爸爸没了，妈妈还要受我连累，我都三十好几的人了，不能为父母做什么，还要拖累他们，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咨询师一边对其表达共情，积极关注其孝敬、愿为他人着想等品质，一边适时对该人评估，比如“是否考虑过自杀、自伤自残等行为？”“目前对你产生了哪些影响？”“曾求助过他人吗？”等，该人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的回答着：“我没考虑过自杀、自伤自残，我要为我妈活着，但是我想等我出去，我想跟我妈妈一起死”，她看起来情绪比较激动。咨询师走到她身边，把手搭到她的肩上，说“我非常理解你此刻的心情，换做是我，我可能也会比较激动，现在你没有办法改变现状，感到很无助和愧疚”。她的激动情绪慢慢的平稳下来，她觉得自己特别丢人，刚一进来就哭个没完。咨询师表达了这是她觉得我们之间比较亲近才会这样真实的表达自己，咨询师要感谢她。她笑了，在咨询师的引导下，该人表达了自己这段时间确实有焦虑、抑郁等情绪，感觉压力很大，做事时总是莫名的烦躁，晚上睡眠也不好，经常惊醒，一想起要解除的事就烦。但是好在母亲比较支持该人，会想办法来接她回家。她说自己会控制好情绪，尽量不影响别人。经过评估，该人没有自杀、自伤自残等危险行为，但情绪、行为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社会支持系统较好。 第二阶段是咨询阶段。针对该人的情绪、行为问题，首先咨询师让其意识到她的情绪是遇到危机事件的正常反应，每个人遇到这样的困惑都可能有这样的反应，是正常的。其次咨询师采用行为疗法中的放松技术帮助该人放松紧绷的身体和紧张焦虑情绪，让其在放松状态下跳出混乱的泥潭，找回自我，回归理性。 接下来咨询师引导周某认识到疫情期间的特殊情况，帮助其理智的面对现实，调整其非理性认知。通过因应问句等帮助周某找到自己解决问题的资源及过去成功应对困境的经验。该人认为自己其实非常独立，虽然有时情绪比较容易波动，但是还是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行为，而且能够很快的与周围人相处。咨询师一边挖掘其资源，一边与该人共同探讨问题解决之道。首先咨询师向有关部门明确了目前北京的疫情防控政策：外地来京人员如果当天来当天走，不在北京居住，就不需要隔离。其次咨询师与周某共同讨论了该人想要解决的问题，以及针对不同情况可以采取的解决方法。最后总结可能发生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母亲及当地警察在该人解除当日早上来京，当晚回家；二是如果当地警察在该人解除当日来不了，那该人就先去自愿戒毒所待几天，待警察方便时与母亲一起来京；三是如果警察来不了北京，自己就只能在自愿戒毒所待至疫情结束。该人认为第一种情况是最好的结果，也是该人期盼的结果，第二种情况也好，自己也能接受，第三种情况自己不愿意，但是想想也有好的方面，比如可以去那体验一下自愿戒毒模式，如果以后再有复吸念头，可以去那戒毒，另外自己性格外向，去那也不会孤独，况且现在班里有一个跟自己关系较好的戒毒人员也去自愿戒毒所，在那可以重逢，想想情况也并不坏。分析完之后，该人静静的想了想，好像不相信那么复杂混乱的问题已经细化成如此清晰明了的条款。她说“如此看来，我的问题也不是什么问题了！” 第三阶段：巩固与结束。周某在离清问题并找到解决方法后，该人不适应的情绪和行为明显好转，她认为自己不那么紧张焦虑了，情绪变得平和了，想到解除也没什么情绪波动，“能睡整晚觉了”。大队民警及其他强戒人员反应，周某心态更积极乐观，不再愁眉苦脸，也不再默默哭泣，愿意参加各种活动，参加所里组织的合唱比赛时还被选为领唱。周某说，以前遇到问题总是感觉杂乱无章，无从下手，通过这件事，知道遇事该怎么思考了，千丝万缕的背后其实是有根可循的，只要抓住“根”，问题也就不那么复杂了。
【案例思考】
周某本身被诊断为“焦虑抑郁状态”，服药后已基本稳定，但这样的人遇事更容易出现情绪问题，如不及时干预，可能会导致病情加重。对周某成功的危机干预，主要有以下几点思考： 一是良好咨访关系的建立是咨询取得效果的重要保证。无论是前期的团体咨询，还是此次危机干预，咨询师都一直将咨询关系的建立和维护作为咨询的保护性因素，积极为该人营造安全稳定不批判的环境，让她在一个不同与以往的环境下获得成长。 二是咨询中咨询基本技能的使用，对问题的解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共情、表达理解和积极关注等。平等的气氛是一切心理工作的基础，然而这种平等的状态不是刻意追求的，而是需要心理咨询师用人性化的真诚和关爱去营造的。此次这对周某的心理危机干预，我将理解、共情和积极关注贯穿咨询始终，让她感觉到我是用心来帮助她而不是单纯的谈话和讲道理，有理解作为平台，危机问题迎刃而解。 三是六次咨询解决了周某暂时的问题，但如何将所学内容迁移到生活中，可能是需要更多的练习。此次危机干预实际上起的是一根拐杖的作用，帮助和支持周某摆脱了心理失衡，并学会自我解决和处理问题的技能，提高自我的心理适应和承受能力。但周某的焦虑抑郁情绪由来已久，创伤事件较多，要想让她“扔掉拐杖”，独立面对生活，还需要她本人在今后的生活中不断学习、成长和改变。 四是在戒毒所相对封闭的环境内，强戒人员的情绪具有传染性。周某是队内出所焦虑最严重的一个，但不是唯一。随着周某问题的解决，对其他面临出所的强戒人员也起到了很好的影响作用，对解决群体类似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