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内容
【罪犯基本情况】
罪犯黎某，男，1987年生，贵州省人，初中文化程度。2015年因抢劫罪被法院判处死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罪犯黎某因刑期长，和妻子离婚后两个女儿无人照顾等导致其产生焦虑、抑郁、自责、内疚等消极情绪，并伴有头痛、失眠、烦躁等症状，严重影响了其正常改造。
【罪犯教育改造方案的制定和实施】
1.犯因分析 （1）成长过程：黎某出生在贵州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上有一个姐姐，因其父母也长期在外地打工，缺乏对其管教。 （2）社会经历：黎某初中毕业后就到北京、广州、福建等地打工赚钱。城市的花灯酒绿让其打工赚的钱根本无法满足其花销和开支，于是参与了他人组织的多次抢劫，并在一次抢劫中致一名被害人死亡。 2.入监改造表现 黎某于2016年入监服刑改造后，因妻子和其离婚，感到生活没有意义，对任何事缺乏兴趣，不喜欢与人交往，常常感到内疚、自责，经常失眠。感到对不起父母和两个女儿，认为给他们带来的是无尽的伤害，认为自己没用，什么事都做不好。经常一个人独坐，不愿意参加集体活动。主要原因分析如下： （1）现实因素。 黎某因为抢劫罪被判死缓二，刑期长，改造压力大，感到刑期长而没有办法面对。 （2）家庭原因。 黎某父母年纪大，家离监狱远，长期没来接见，妻子和其离婚，两个孩子和父母生活，由父母照顾。 （3）心理原因 黎某存在“归咎自己”、“怨天尤人”、“非黑即白”、“大难临头”等不合理认知并存在“我是没用的”“我是个累赘”，“我的人生是失败的”、“全部人都不喜欢我”等核心信念，这些错误的核心信念造成其产生自暴自弃、消极抑郁的情绪。 3.心理行为表现 通过心理测试发现，黎某存在典型的反社会人格障碍、表演型人格障碍、抑郁型人格障碍，精神压力自评量表得分48分，为高精神压力。黎某的情绪不稳定，经常有焦虑、抑郁、自责、内疚等消极情绪，并伴有失眠等生理症状，精神压力大，经常面露忧容，唉声叹气。 4.教育矫治的难点 （1）现实因素：由于黎某犯罪性质恶劣，被判死缓二，现虽已改判为无期徒刑，仍然刑期较长，加上现在的减刑政策相对以往来说比较严格，减刑幅度也比较小，黎某对于这么长的刑期产生绝望、自暴自弃的想法，这严重打击了黎某的改造积极性。 （2）家庭因素：黎某家在偏远的贵州农村，家境贫穷，妻子与其已经离婚，两个女儿和自己的父母在老家生活，不能来接见，黎某思念亲人，并因不能照顾父母和女儿感到深深内疚和自责，认为自己很没用，是家庭的累赘。 （3）心理因素：黎某情绪容易抑郁、焦虑、自责，精神压力大。存在明显的认知错误，如“我是没用的，我是家庭的累赘，别人都不喜欢我，活着没有意义，这辈子算是毁了”等负性核心信念，这些负性核心信念导致其产生消极情绪和行为。 5.矫治方案 根据以上分析，并结合罪犯黎某的现实改造表现，民警制定详细的矫治方案，以达到消除黎某心理问题、提高改造积极性的目的。 （1）从家庭入手，重建黎某的社会支持系统。黎某总是担心家人不要他，缺少社会支持，这让其改造没有信心，整天处在焦虑紧张的状态中。民警和其探讨支持资源，帮助求助者重建支持系统。通过分析自己的支持资源，求助者看到自己身边还是有很多支持资源在支撑自己的生活和改造，感觉自己并不是没人关心，一无所有，心情也好了一点。 鼓励黎某拨打亲情电话，让黎某有充足的时间和父母、孩子进行交流，鼓励黎某表达对孩子的爱，对父母的感谢等。通过表达，让黎某的情绪得到宣泄，也重建了和亲人的联系和支持。 （2）严格管理和人文关怀相结合，合理安排劳动，适当给予其生活困难补助。针对黎某年轻，手脚快的优点，估计其多做几个工道，这不但能提高劳动产值，提高自己每个月的考核分，还能多赚低工资，让黎某可以把多余的低工资寄回家给父母、孩子使用，提高了其劳动改造积极性和主动性，黎某感觉自己在监狱里也能为孩子做事，提高了自我价值感。 （3）做好心理矫治和效果评估。在心理矫治中，通过和黎某分析认知和情绪、行为的关系，对自动化思维和情绪进行识别，完成三栏表，识别自动化思维及其特征运用五栏表对自动化思维进行挑战，反驳其不合理认知，并用合理的认知来替代不合理认知。通过箭头向下等技术修正核心信念，建立正向信念。通过16次近四个月的心理矫治，矫正了黎某的负性核心信念，重建了黎某的核心信念系统。 6. 预期矫治目标 （1）增强黎某面对现实和抗挫折的能力，提高了劳动改造积极性。 （2）消除抑郁、焦虑、自责等消极情绪，重建认知系统，改善失眠等生理症状，完善人格。
【教育改造成效】
经过民警近一年的教育矫治，黎某目前已经能够积极参加劳动，并能积极参加分监区举行的活动，和他犯的关系也得到极大的改善，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劳动赚的低工资，帮助父母抚养两个孩子，黎某也从中获得了价值感。黎某目前对改造充满信心，已能坦然面对漫长的刑期，他认识到只有努力改造才能早日新生，去尽自己当儿子和父亲的责任。 通过这个案例，民警有以下的感悟：罪犯的问题往往是多方面形成，既有现实的因素、家庭的因素，也有心理的因素，因此不能将以上的因素割裂开来，而是要分析具体的原因，然后从全局的角度去分析罪犯的需要，通过多种形式的教育手段去激励罪犯，提高劳动改造积极性；去帮助罪犯面对现实，接纳自己；去帮助罪犯认清形势，改变自己的态度，通过这些针对性强的教育方法，切实提高教育效果。
